春秋之常與變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 (朱子語類,卷三十四,引自故宮寒泉)

孔子平常若非「述而不作」,怎見得「作春秋」之非常?春秋之常,皆為明其變異非常之。有書公即位之常,才見得隱公不書即位之變,有莊、閔不書即位之常,才見桓、宣書即位之變。人用概念(用者不宜用),就得立邏輯(立者不宜立)。於是一個述而不作,便講到自相矛盾、不知所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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