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生命

剛剛參加完紀念牟宗三先生百年冥誕座談會,會中有一院長級人士發言指出胡適在日記中對牟先生不甚欣賞,似乎是感嘆胡適對他一個後來享有如此崇高學術聲望的學生看走了眼(或是意在引胡適的權威暗指牟的學術聲望名不符實?)無論是哪一種解讀。謬矣!牟先生與胡適不合,實為一哲學事件。牟先生大學時代將他研究周易的成果(此書在先生晚年以《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書名出版)交胡適過目,胡視之為玄學(形上學)。自此二人便在哲學的路上分道揚鑣。牟先生畢業後不能回北大任教,也出於胡適的反對。因此胡對牟的批評與其說是師長對學生的評斷,不如說是對學術立場不同者的攻擊。在這個事件中有趣的是,以反傳統、反權威、自由主義者、文學運動為號召的老人胡適,作為師長壓制研究思想的青年學生牟宗三。這個發生在民國初年的事件,活生生地反映出從帝皇專制、異族統治、列強侵略的文化廢墟中重生的儒學,其實是置身在一個什麼樣的境遇之中。今天,這個處境改變了嗎?中國哲學的命運改變了嗎?這是一個在紀念會中被遺忘的問題。

哲學家的生命,離開了哲學也只是一平凡人,作為一平凡人,紀念他的人只應屬於親朋故舊的範疇(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哲學家作為哲學家,他思考他的時代、挑戰他的時代,是他所思所想,使得他原本僅是一偶然的、家族血緣的姓名,成為客觀不朽的專名(nom propre)。混淆了精神生命和肉體生命,遺忘他的哲學而以村婦般的絮叨瑣事來悼念一個哲學家,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個令人落淚的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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